1985年9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菊香、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年谱》。2000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是他们两人合编的《周作人年谱》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而这部年谱的修订增补花费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时间，编著者治学态度的谨严由此可见。
年谱对于研究谱主生平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已经没有必要在此饶舌了，学界早就公认，要真正做到“知人论世”，研读编纂精审的年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正因为此，“五四”所造就的胡适、鲁迅和周作人三位新文化“巨人”，前两位早就有年谱行世，而且还远不止一种。唯独周作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迄今只有两张的这部年谱可供参考。随着周作人研究的深入，这部周作人唯一的年谱的增订重版，也就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从1985年至今，尽管有种种干扰，周作人研究，无论在其思想、生平还是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周作人佚文的不断被挖掘“出土”，周作人鲜为人知的生平资料也不断的被查考证实，这些在增订本中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对初版本的一些疏漏、不妥和错讹，增订本也尽可能作了订正。特别是对于谱主作品的“全篇”、谱主的“全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增订本力求更为客观、全面的予以展示。因此，比之初版本，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无疑是大大提高了一步。
然而，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周作人的文坛交游也极为广泛。所以，尽管编著者作了“极大努力”，增订本还是存在若干不足，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周作人一些作品的最初出处失录。如《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原载1928年8月1日《觉》半月刊第3期，《〈潮州七贤故事集〉序》原载1933年3月19日《鞭策周刊》第2卷第23期、《再论吃荣》原载1934年7月1日《当代文学》创刊号、《希腊人的好学》原载1936年8月16日《新苗》第6期，等等，增订本均未能著录。
其次，《年谱》初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未能得到纠正。如1931年10月10日《学生杂志》第18卷18号发表的《现代青年的失业问题与出路问题》一文，署名为“作之”，显然不是出自周作人手笔，初版本误作署名“作人”而著录，增订本仍以错传错。
第三，周作人30年代作为京派“盟主”，曾多次为文坛新人校阅文稿，为文苑友好题签书名。他在这些方面的文学活动，增订本反映不够。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1935年2月，上海图书公司出版《晚香堂小品》；同年11月，阿英校点的《谭友夏合集》也由上海图书公司出版；1936年4月，周劭、海戈校点的《游山日记》由宇宙风社出版；同年7月，陶亢德编《欧风美雨》由宇宙风社出版；同年10月，《午梦堂全集》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这些编校书刊全由周作人题签，增订本也均失录。特别应该提到是的，40年代轰动上海的苏青的代表作《结婚十年》（1944年7月天地出版社初版），也正是由周作人题签的，增订本同样失录。
最后，周作人还有一些散佚作品，增订本未能著录。先谈译本，1939年4月25日，日本文求堂出版了松枝茂夫译注的《周作人随笔钞》。松枝茂夫是日本翻译、研究周作人的专家，几乎穷毕生的精力译介周作人。自1936年3月起，松枝茂夫开始与周作人通信交往，现存周作人致松枝茂夫的信函有一百多通，尚未公之于世。这些信函并非一般的应酬客套，而是有其十分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涉及对周作人众多作品的理解、翻译和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信函的性质与鲁迅致增田涉的信类似。《周作人随笔钞》的译注就得到了周作人的悉心指点，可惜增订本未能著录和加以说明。
再说佚文。1954年12月，张次溪把他搜集装订成册的《周作人文稿》请周作人题跋，周作人写了如下一篇为增订本所失收的话：
我写文章向不起草，平常只在稿纸上用心地写下去，减少添注涂改，写后校阅一遍，即寄出去。因为没有底稿，所以对于杂志社一定要求用后寄还，以备编集成册。但至成书后便已无用，只待当作废纸处分了。次溪乃从废纸摊上?集了来，订作一册，嘱为题记，可谓宝藏燕石者矣。此等文章若系燕石，今又珍重稿本，岂非更是石屑耶。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知堂记于北京，时年七十。
周作人这段自跋对了解周作人的写作态度是有帮助的。其实，这部手稿本中有部分文稿未曾发表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绝《口占赠行严先生》二首，兹录如下：
甲子年间旧甲寅，追怀琐事倍思君。 闭门不管千夫指（不用鲁迅诗语），写出新诠酉?文。 侃侃当廷论冀东，书生毕竟是英雄。 若将形迹求同志，绝倒汪江有二庸（江庸律师为汪庸斋辩护。） 甲午仲春二日 知堂戏作
诗后还有一长段跋，不赘。“甲午仲春”，当指1954年春。周作人在20年代“女师大事件”中与乃兄鲁迅站在一起，与“老虎总长”章士钊对抗，这是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一桩公案。时光飞逝，到了50年代，章、周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作人还是与章士钊“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两首七绝就很有趣，耐人寻味。但迄今各种版本的周作人诗集失收，增订本也未见著录。
百密难免一疏，何况是为周作人这样有六十多年漫长而又复杂的写作生涯的作家编纂年谱？虽然存在上述这些错失，增订本的研究参考价值还是不容置疑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周作人年谱》增订本能再作修订，使之成为更完备翔实的研究周作人的工具书。
